爲什麼說多變易變行業不要沾? 對中國聯通的分析及投資實踐的反思有哪些?
巴菲特式的股票價值投資可濃縮爲“三好”標準:好股、好價、好管理。好股票就是好企業,好價格就是要有安全空間,好管理就是公司管理者誠信可靠爲股東着想。
巴菲特式的股票價值投資可濃縮爲“三好”標準:好股、好價、好管理。好股票就是好企業,好價格就是要有安全空間,好管理就是公司管理者誠信可靠爲股東着想。
週期波動凡是具備高收入彈性、高運營槓桿、高財務槓桿的公司都可以劃分爲週期型公司,週期型公司除了跟自身經營戰略相關,還和宏觀經濟密不可分,它們的銷售收入和盈利難以預測,不是巨幅上漲就是猛烈下跌,股價波動更大。
假如一筆廉價的好買賣永遠廉價,那它就不是筆好買賣。馬蒂.惠特曼,投資組合經理以科學追擊全球富豪榜聞名的《福布斯雜誌》,於2008年公佈了全 125位資產過10億美元的富豪名單,這一次,資產過10億美元富豪人數首次突破1000人。
相對價值同行業公司賣高買低同行業中,某些公司發展狀況在短期內會呈現一致性,表現爲收入、利潤增速的一致性,盈利能力的一致性。在股票市場上,股價表現雖然總:體表現一致,但因爲市場情緒,股價表現在某些時段並不致,股價表現會交替領先,股價價差的變動會時大時小。
假如只是對付那些一壘打,我能擊出600碼。貝比魯斯時間是一切存在的長度,套利是利用價格差異牟利的藝術。價格會時隨着時間波動,或高於合理價格或低於合理價格。市場被認爲吸收了公衆掌握的所有信息,商品是被高效定價的。但你會發現市場定價絕非高效,它很少能夠反映公司股票的實際價值。
150年前,約翰.斯圖爾特,米爾(Jathn Stuant Mill)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lical Eeomomy) 中假設,資本價值的漲跌是基於人類異想天開的天性。當股價上漲時,大衆視之爲獲利機會。將股價進一步推高,並應驗自我實現預言:股價F跌時則激發相反的情緒反應。
業績提升業績提升型公司是指公司過去沒有很出色的財務狀況,盈利一般甚至虧損,但是近期由於管理改革、生產出新產品等諸多因素,導致原先平淡的財務狀況正在向良好甚至是優秀轉變,公司的基本面顯着提升,因此市場給予該種公司的估值水平會隨着公司盈利能力顯著提升而得到提升,股價將會有良好表現。
事件驅動有些事件的發生會顯著改變市場對公司價值的判斷,這就考驗投資者對信息的反應速度,能否充分對信息深入解讀,合理地判斷信息對公司價值的影響。信息出來股價會一-步到位,甚至漲過頭,但是也存在即便上漲也仍然未充分反應公司價值的股票,投資者的機會就在那裏。
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通常是在公司數量分析團隊的協助下),我依據市場估值把股票劃分爲價值股或成長股。這顯然是一種簡化的觀點。實際上,在我大張旗鼓地讚美價值股時,總有一些怨氣沖天的成長型基金經理責怪我,錯誤地定義了成長股。
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人們可能會認爲,高價股票是比廉價股票更可靠的投資選擇,因爲成本也許就代表着質量—就像人們對待鎮痛劑和葡萄酒的態度一樣。既然如此,股票是否是另一種廉價反而帶來失信的商品呢?一篇最新發表的論文驗證了這一點。
一個試驗來自加州理工學院的海爾克•普拉斯曼等人(2008)。他們讓實驗對象品嚐五種葡萄酒,然後要求他們對每一種酒作出評價。所有葡萄酒均爲“解百納赤霞珠”。實際上,全部試驗只採用了三種不同的葡萄酒,其中的兩種酒分別使用二次。
值得欣慰的是,認知反映(cognitive reflection,或稱認知性思考)有助於幫助我們克服這種“價格等於質量”的“自發性”公式。爲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營銷學教授巴巴•希弗(Baba Shiv)等人的研究(2005)。他們就“心理能量”飲料對猜字謎能力的影響進行了研究。
我開始嘗試着通過其他途徑定義“成長”概念,但是,我應該從哪兒開始呢?菲爾•羅森維格(Phil Rosenzweig)在《光環效應》一書中對管理類暢銷書進行了總結,而這本書也給我帶來一些啓示,我認爲,《基業長青:企業永續經營的準則》中列舉的“高瞻遠矚”企業或許是最好的出發點。
只要提到價值股和成長股,我就喜歡把成長股定義爲價值股的對立面。但成長型基金經理經常會大聲疾呼:這樣的定義不公平。因此,爲了儘量做到不偏不倚,將在擺脫價值指標的前提下分析成長股。但結果依舊未變。成長股投資極有可能變成絕對錯誤。 我們總習慣於只接受符合自己意願的信息。
從衆心理與羣體思維武斷的慣例風格往往是災難的源泉。而分歧則往往是最被低估的管理工具。但只有與衆不同的管理者纔會刻意地去製造分歧。而更多、更常見的情況是,管理者總會自以爲是地覺得只有自己知道的最多、最正確,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會心悅誠服地擁護甚至是強化他的觀點。
在經典著作《競爭戰略》一書中,邁克爾•波特提出了定義企業戰略的五種力量。這五種力量分別是:供應商的討價還價能力、購買者的討價還價能力、潛在競爭者進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以及行業內競爭對手的競爭能力。遺憾的是,這些力量的排列與組合是無窮無盡的,這也讓它們在現實中的運用成爲一個極度危險的雷區。
芬克斯坦還提供了一個調查問卷,通過用這些問題反問自己,可以幫助我們識別劣等公司。
卡羅爾和梅振家(2008)認爲,作爲財務金融模式,金融工程儘管合法,但卻激進針險。這種激進帶來的誘惑力很容易讓企業走上欺詐的道路。一旦公司涉足金融工程,他們就無法止步。他們只能越來越激進,直至跨越合法的界限,走上違法的不歸路(即“道德螺旋斜坡”)。
管理者在思維中對協同效應的依賴,或許有助於我們解釋爲什麼會有那麼多的收購與合併最後以失敗而告終。人們很容易會高估協同度的可獲得性,一旦管理者過分自信、過度樂觀,他們自然會對併購之後的協同效應充滿期待。大量證據表明,協同效應的實現是極其困難的。
確認偏差與偏差同化和我們一樣,管理者也習慣於不自覺地搜尋支持自己觀點的信息,拒絕那些有可能證明他們錯誤的信息,即所謂的“確認偏差”(confirmatory b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