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多变易变行业不要沾? 对中国联通的分析及投资实践的反思有哪些?
巴菲特式的股票价值投资可浓缩为“三好”标准:好股、好价、好管理。好股票就是好企业,好价格就是要有安全空间,好管理就是公司管理者诚信可靠为股东着想。
巴菲特式的股票价值投资可浓缩为“三好”标准:好股、好价、好管理。好股票就是好企业,好价格就是要有安全空间,好管理就是公司管理者诚信可靠为股东着想。
周期波动凡是具备高收入弹性、高运营杠杆、高财务杠杆的公司都可以划分为周期型公司,周期型公司除了跟自身经营战略相关,还和宏观经济密不可分,它们的销售收入和盈利难以预测,不是巨幅上涨就是猛烈下跌,股价波动更大。
假如一笔廉价的好买卖永远廉价,那它就不是笔好买卖。马蒂.惠特曼,投资组合经理以科学追击全球富豪榜闻名的《福布斯杂志》,于2008年公布了全 125位资产过10亿美元的富豪名单,这一次,资产过10亿美元富豪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
相对价值同行业公司卖高买低同行业中,某些公司发展状况在短期内会呈现一致性,表现为收入、利润增速的一致性,盈利能力的一致性。在股票市场上,股价表现虽然总:体表现一致,但因为市场情绪,股价表现在某些时段并不致,股价表现会交替领先,股价价差的变动会时大时小。
假如只是对付那些一垒打,我能击出600码。贝比鲁斯时间是一切存在的长度,套利是利用价格差异牟利的艺术。价格会时随着时间波动,或高于合理价格或低于合理价格。市场被认为吸收了公众掌握的所有信息,商品是被高效定价的。但你会发现市场定价绝非高效,它很少能够反映公司股票的实际价值。
150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athn Stuant Mill)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lical Eeomomy) 中假设,资本价值的涨跌是基于人类异想天开的天性。当股价上涨时,大众视之为获利机会。将股价进一步推高,并应验自我实现预言:股价F跌时则激发相反的情绪反应。
业绩提升业绩提升型公司是指公司过去没有很出色的财务状况,盈利一般甚至亏损,但是近期由于管理改革、生产出新产品等诸多因素,导致原先平淡的财务状况正在向良好甚至是优秀转变,公司的基本面显着提升,因此市场给予该种公司的估值水平会随着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提升而得到提升,股价将会有良好表现。
事件驱动有些事件的发生会显著改变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判断,这就考验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速度,能否充分对信息深入解读,合理地判断信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信息出来股价会一-步到位,甚至涨过头,但是也存在即便上涨也仍然未充分反应公司价值的股票,投资者的机会就在那里。
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通常是在公司数量分析团队的协助下),我依据市场估值把股票划分为价值股或成长股。这显然是一种简化的观点。实际上,在我大张旗鼓地赞美价值股时,总有一些怨气冲天的成长型基金经理责怪我,错误地定义了成长股。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人们可能会认为,高价股票是比廉价股票更可靠的投资选择,因为成本也许就代表着质量—就像人们对待镇痛剂和葡萄酒的态度一样。既然如此,股票是否是另一种廉价反而带来失信的商品呢?一篇最新发表的论文验证了这一点。
一个试验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海尔克•普拉斯曼等人(2008)。他们让实验对象品尝五种葡萄酒,然后要求他们对每一种酒作出评价。所有葡萄酒均为“解百纳赤霞珠”。实际上,全部试验只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葡萄酒,其中的两种酒分别使用二次。
值得欣慰的是,认知反映(cognitive reflection,或称认知性思考)有助于帮助我们克服这种“价格等于质量”的“自发性”公式。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营销学教授巴巴•希弗(Baba Shiv)等人的研究(2005)。他们就“心理能量”饮料对猜字谜能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我开始尝试着通过其他途径定义“成长”概念,但是,我应该从哪儿开始呢?菲尔•罗森维格(Phil Rosenzweig)在《光环效应》一书中对管理类畅销书进行了总结,而这本书也给我带来一些启示,我认为,《基业长青:企业永续经营的准则》中列举的“高瞻远瞩”企业或许是最好的出发点。
只要提到价值股和成长股,我就喜欢把成长股定义为价值股的对立面。但成长型基金经理经常会大声疾呼:这样的定义不公平。因此,为了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将在摆脱价值指标的前提下分析成长股。但结果依旧未变。成长股投资极有可能变成绝对错误。 我们总习惯于只接受符合自己意愿的信息。
从众心理与群体思维武断的惯例风格往往是灾难的源泉。而分歧则往往是最被低估的管理工具。但只有与众不同的管理者才会刻意地去制造分歧。而更多、更常见的情况是,管理者总会自以为是地觉得只有自己知道的最多、最正确,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心悦诚服地拥护甚至是强化他的观点。
在经典著作《竞争战略》一书中,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定义企业战略的五种力量。这五种力量分别是: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以及行业内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遗憾的是,这些力量的排列与组合是无穷无尽的,这也让它们在现实中的运用成为一个极度危险的雷区。
芬克斯坦还提供了一个调查问卷,通过用这些问题反问自己,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劣等公司。
卡罗尔和梅振家(2008)认为,作为财务金融模式,金融工程尽管合法,但却激进针险。这种激进带来的诱惑力很容易让企业走上欺诈的道路。一旦公司涉足金融工程,他们就无法止步。他们只能越来越激进,直至跨越合法的界限,走上违法的不归路(即“道德螺旋斜坡”)。
管理者在思维中对协同效应的依赖,或许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收购与合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人们很容易会高估协同度的可获得性,一旦管理者过分自信、过度乐观,他们自然会对并购之后的协同效应充满期待。大量证据表明,协同效应的实现是极其困难的。
确认偏差与偏差同化和我们一样,管理者也习惯于不自觉地搜寻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拒绝那些有可能证明他们错误的信息,即所谓的“确认偏差”(confirmatory b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