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貨緊縮僅僅是短期現象，那麼，我並不認爲關國會走上日本的老路—體驗日本經濟那個“失去”的10年。正如凱恩斯所說的那樣，“現有事實對於長期預期的影響，與其重要性不成比例；我們的通常做法，就是往往以現在推測未來，除非有相當具體的理由預測未來會有改變，否則總假定將來與現在一樣”。
我的朋友、也是以前的同事彼得•塔斯克—他從1982年開始就一直生活工作在日本，因而是一個絕對夠資格的日本通，應我請求撰寫了一篇稿件，羅列了日本與美國的五大差異。
首先，同時也是最明顯的一點，就是美國的政策反應要比日本更快、更清晰。比如，口本央行直到2001年才真正開始推行“量化寬鬆”政策，而這與最初進遇通貨緊縮已經距離7年之久了。
其次，日本還沒有可以真正經過實踐檢驗的政策模型可以參照，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畢竟是另一個時代的事情了，而日本經歷的緩慢演進式通縮，與美國人在當時經歷的物價暴跌式衰退截然不同。
再次，以削減財政支出爲核心的強硬派財政政策，阻礙了日本的經濟復甦。即便是實際發生的財政支出，既非日本央行通過印發貨幣提供資金，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不妨想想當時修建的鐵路）。新任總統似乎不太可能出臺財政緊縮政策。在這種條件下，伯南克的主張將成爲避免持久性緊縮的一劑猛藥。
最後，美國和日本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社會與人文差異。日本的高齡人口使通貨膨脹在政治上根本就難以行得通。而美閏的人口結構則有利得多，這或許可以讓迴歸通脹策略在政治上更具可行性。
塔斯克總結的第五個基本差異似乎不太有利於美國（我在前文已經提到過）。在日本陷入通貨緊縮時，其他國家的總體運行狀況基本良好。而美國則面對着極爲艱難的外部環境，這讓他們很難實施通貨再膨脹政策。
至少我本人認爲，收益率只有2%左右的政府債券沒有任何投資價值。正像本傑明•格林厄姆說的那樣，“投資就是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在保證投資者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創造令人滿意的預期收益過程。如果這個過程不能滿足這些要求，那麼，它就是投機。”凱恩斯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投機這個詞的本質含義，就是預測未來市場心理的活動，而經營則是預測資產在其整個壽命期內預期收益的活動。”
我認爲，2%的名義收益率絕對算不上令人滿意的回報。按照目前的市場價格，美國似乎註定要步日本的後塵，陷入漫長而艱難的通貨緊縮。這一點已經反映在市場定價中—政府債券沒有任何價值。即便債券收益率從2%暴跌至1%，投資者也只能拿到9%左右的回報率。
如果發生相反的情況，即美聯儲成功地啓動通貨再膨脹政策（就會造成凱恩斯所說的“食租階級的安樂死”，食租者指依賴租金和收益、或者說依靠債券持有者生活的階級），那麼，債券將會變得更加一文不值，因此，其風險極高，而且具有極強的單向性著名編輯吉姆•格蘭特對此的總結入木三分：政府債券最終或許會成爲“無收益風險”的債務工具（與“無風險收益”這個傳統經濟詞彙相對應）。如果債券收益率從2%上升到4.5%，那麼，投資者的原始資本將承受近20%的損失。
當然，投資政府債券還是有投機價值的。如果市場採取短期策略（而且一貫如此），那麼，低劣的短期經濟數據已經真正通貨緊縮時代的到來，會輕而易舉地把債券收益率拖到更低的水平。因此，跟隨市場潮流或許是一種完美的“理性投機”策略。不過，我是投資者，而不是投機者（我自己已經證明過，投機會讓我膽戰心驚），因此，在我的投資組合裏，絕對沒有債券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