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货紧缩仅仅是短期现象，那么，我并不认为关国会走上日本的老路—体验日本经济那个“失去”的10年。正如凯恩斯所说的那样，“现有事实对于长期预期的影响，与其重要性不成比例；我们的通常做法，就是往往以现在推测未来，除非有相当具体的理由预测未来会有改变，否则总假定将来与现在一样”。
我的朋友、也是以前的同事彼得•塔斯克—他从1982年开始就一直生活工作在日本，因而是一个绝对够资格的日本通，应我请求撰写了一篇稿件，罗列了日本与美国的五大差异。
首先，同时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政策反应要比日本更快、更清晰。比如，口本央行直到2001年才真正开始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而这与最初进遇通货紧缩已经距离7年之久了。
其次，日本还没有可以真正经过实践检验的政策模型可以参照，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毕竟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了，而日本经历的缓慢演进式通缩，与美国人在当时经历的物价暴跌式衰退截然不同。
再次，以削减财政支出为核心的强硬派财政政策，阻碍了日本的经济复苏。即便是实际发生的财政支出，既非日本央行通过印发货币提供资金，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妨想想当时修建的铁路）。新任总统似乎不太可能出台财政紧缩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伯南克的主张将成为避免持久性紧缩的一剂猛药。
最后，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社会与人文差异。日本的高龄人口使通货膨胀在政治上根本就难以行得通。而美闰的人口结构则有利得多，这或许可以让回归通胀策略在政治上更具可行性。
塔斯克总结的第五个基本差异似乎不太有利于美国（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在日本陷入通货紧缩时，其他国家的总体运行状况基本良好。而美国则面对着极为艰难的外部环境，这让他们很难实施通货再膨胀政策。
至少我本人认为，收益率只有2%左右的政府债券没有任何投资价值。正像本杰明•格林厄姆说的那样，“投资就是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在保证投资者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创造令人满意的预期收益过程。如果这个过程不能满足这些要求，那么，它就是投机。”凯恩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投机这个词的本质含义，就是预测未来市场心理的活动，而经营则是预测资产在其整个寿命期内预期收益的活动。”
我认为，2%的名义收益率绝对算不上令人满意的回报。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美国似乎注定要步日本的后尘，陷入漫长而艰难的通货紧缩。这一点已经反映在市场定价中—政府债券没有任何价值。即便债券收益率从2%暴跌至1%，投资者也只能拿到9%左右的回报率。
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况，即美联储成功地启动通货再膨胀政策（就会造成凯恩斯所说的“食租阶级的安乐死”，食租者指依赖租金和收益、或者说依靠债券持有者生活的阶级），那么，债券将会变得更加一文不值，因此，其风险极高，而且具有极强的单向性著名编辑吉姆•格兰特对此的总结入木三分：政府债券最终或许会成为“无收益风险”的债务工具（与“无风险收益”这个传统经济词汇相对应）。如果债券收益率从2%上升到4.5%，那么，投资者的原始资本将承受近20%的损失。
当然，投资政府债券还是有投机价值的。如果市场采取短期策略（而且一贯如此），那么，低劣的短期经济数据已经真正通货紧缩时代的到来，会轻而易举地把债券收益率拖到更低的水平。因此，跟随市场潮流或许是一种完美的“理性投机”策略。不过，我是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我自己已经证明过，投机会让我胆战心惊），因此，在我的投资组合里，绝对没有债券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