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監管機構正競相追趕加密貨幣的發展步伐，而圍繞數字資產稅的衝突正使巴西和韓國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巴西監管機構正準備出臺一項新的框架，對用於外匯交易的數字資產徵稅。此舉或將顯著加強對跨境加密貨幣支付的監管。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該提案直接針對以代幣替代傳統貨幣的國際支付。
這項推動行動由巴西中央銀行牽頭，該行認爲巴西人越來越依賴加密貨幣來規避現有的外匯交易稅，即金融交易稅（IOF） 。目前，數字資產交易被視爲投資交易，因此即使其行爲類似於貨幣轉移，也無需繳納金融交易稅。
根據現行制度，持有者只有在每月處置金額超過 30,000 雷亞爾（約合 5,600 美元）時才需繳納資本利得所得稅。然而，兩週前，巴西央行發佈指導意見，將用於跨境支付的數字資產轉移重新歸類爲外匯交易，實際上從 2 月份起將其納入國際外匯交易的徵收範圍。
新規不僅涵蓋直接匯款，還適用於任何使用數字資產進行的國際支付，包括通過信用卡或借記卡進行的購物。此外，此舉也表明巴西利亞方面認識到，加密貨幣正從純粹的投機轉向在貿易和服務領域發揮日常實用作用。
稅務官員表示，這種轉變已在數據中有所體現。今年上半年，巴西人進行了2270億雷亞爾（約合430億美元）的數字資產交易，同比增長20%，這凸顯了加密貨幣融入金融體系的速度之快。
值得注意的是，投資者已從波動性較大的加密貨幣轉向穩定幣。其中， USDT 佔總額 2270 億雷亞爾的近 70%，反映出市場對與美元掛鉤的代幣的強勁需求。巴西央行認爲，許多用戶將這些資產視爲獲取美元進行跨境貿易和儲蓄的一種更便捷、更便宜的方式。
當局目前正致力於彌合他們認爲日益擴大的監管漏洞。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目標是確保“穩定幣的使用不會在傳統外匯市場中造成監管套利”。換句話說，政策制定者希望對同等經濟活動給予同等待遇，而不管其底層機制如何。
然而，稅收動機似乎也發揮了作用。其他消息來源估計，由於進口商選擇基於加密貨幣的跨境支付而非銀行轉賬的外匯交易，巴西每年可能損失至少300億美元的稅收收入。如果這一估計屬實，那麼對於拉丁美洲最大的經濟體而言，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財政隱患。
巴西推出數字資產稅收倡議之際，該國正準備實施加密資產報告框架（CARF）。巴西稅務部門承諾在明年7月前全面實施CARF，使當地法規與旨在遏制逃稅和提高數字市場透明度的全球標準接軌。
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設計的《全球數字資產框架》（CARF）要求參與國收集並自動交換與數字資產交易相關的稅務信息。巴西是約50個國家之一，這些國家在2023年之前已表示有意在2027年之前將該框架納入本國法律。
根據最新公告，巴西聯邦稅務局（Receita Federal do Brasil）的行動速度和力度均超過了經合組織（OECD）的基本藍圖。該稅務機構現在會將更廣泛的活動視爲應報告的數字資產事件，包括兌換、質押獎勵、空投以及自託管錢包之間的轉賬。
此外，報告範圍將擴展至爲巴西客戶提供服務的離岸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 (VASP)，儘管這一本地化調整超出了經合組織通用版CARF的範圍。與此同時，政府計劃將數字資產報告門檻從 5,600 美元提高到 6,500 美元，在略微減輕小型零售用戶負擔的同時，加強對較大金額資金流動的監管。
巴西正努力構建一個更具可預測性的環境，而韓國則面臨着截然相反的問題：迫在眉睫的實施期限和準備不足的生態系統。業內研究人員警告稱，韓國可能在2027年陷入嚴重的數字資產稅收混亂局面。
韓國議員五年前首次批准對加密貨幣相關收入徵收 20% 的稅，原計劃於 2022 年 1 月開始實施。然而，由於政治和技術方面的擔憂，實施日期一再推遲，先是推遲到 2025 年，然後在部分議員爭取到又兩年延期後，又推遲到 2027 年。
這些延期原本是爲了讓稅務機關和業界有時間建立估值、報告和執法系統。然而，專家認爲進展甚微，令人擔憂的是，該國到2027年時可能仍缺乏足夠的基礎設施、明確的定義或健全的數據共享渠道。
韓國公共財政研究院研究員樸柱哲在接受《韓國時報》採訪時表示：“一旦開始徵稅，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可能會引發法律糾紛。這段延期期應該用來澄清關鍵定義，併爲國際數據共享方面的挑戰做好準備。”他的評論凸顯了諸如“出於稅收目的，什麼是數字資產”等問題仍然存在爭議。
關於加密貨幣徵稅的爭論也已變得極具政治性。李在明總統領導的韓國共同民主黨在今年早些時候上臺執政，該黨競選時承諾推遲徵收加密貨幣稅，這使得該措施成爲對年輕選民和散戶交易者的一次考驗。
此外，一些分析人士對2027年的目標能否實現表示懷疑。韓國資本市場研究院研究員金嘉來警告稱，多次延期已成常態，並表示“第四次延期已不再可能”。他還補充說，如果公衆輿論傾向於再次延期，稅收阻力可能會非常強大，甚至危及未來的實施。
巴西和韓國總體上展現了應對同一挑戰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巴西正在加快監管步伐，擴大定義範圍，並將加密貨幣與傳統的外匯和全球報告規則緊密聯繫起來。相比之下，韓國卻屢次推遲執法，且未能解決結構性問題，這有可能損害市場信心。
對於投資者、交易所和政策制定者而言，這些案例凸顯了數字資產稅收規則如今對新興市場和發達市場的發展都至關重要。隨着跨境交易量的增長以及穩定幣在貿易和支付領域的日益普及，那些率先採取行動協調財政政策、報告標準和市場結構的政府，可能會比那些行動遲緩的地區在監管方面獲得優勢。
總而言之，巴西迅速接受 CARF 及其對外匯相關加密貨幣支付的新立場與韓國不確定的 20% 徵稅之路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了稅收將如何影響數字資產採用的下一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