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用稍微技術一點的說法翻譯一下。正如我們討論過的，貝塔值和其他波動性指標被當做風險的客觀測量方法被引進，聲稱不再需要混亂的不準確的人類猜測，貝塔值更是成爲有效市場理論計算風險的試金石。一切看上去都不錯，直到股票市場的長期業績數據把一個小問題變得越來越明顯：較大〈或較小）的波動性與實際回報並無相關性。波動性先生的數字不靈了。是的，他不僅能言善辯，還提出了一個精美且容易理解的理論，大多數投資者都樂於依據這個理論構建組合。但他遭遇了和150多年前赫胥黎反駁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的處境。赫胥黎以創世論者的思維方式提出：”科學的大悲劇——在漂亮的假說背後是醜陋的現實。
我們在第2章看到，假如數據不夠多，未經驗證的關於風險的經濟理論在風險行爲的情緒研究面前受到迎面撞擊。經過實驗，情緒研究發現風險和收益是負相關的。承擔更大的風險，結果是收益低，而非更高的收益。相反，承擔較低風險反而獲得了高收益。這些發現直接與作爲有效市場理論核心的風險觀相悖。
最後，在狂熱高潮階段買人激進的股票，這些股票被標爲低風險，而實際上波動很大，至少部分地表明瞭近期的情緒研究的有效性。從開始的時候，那個關於風險的假說看上去脫離現實，隨着時間推移，它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大。現代風險理論再次受到了質疑。
儘管如此，正如我們之前討論的，當波動性作爲風險的最佳度量指標無法得到證明的時候，它的倡導者不是放棄這個概念，而是改變波動性的算法以求找出風險和收益之間的新的相關性。他們不斷提出一個又一個新的風險模型，但如我們所見，沒有一個是可靠的，最終這個方法論是值得懷疑的。同時，留給我們的關於當今投資世界的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大多數投資者依賴的風險分析是華而不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