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證券發展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借鑑嗎？
美國自1929年的股市大崩盤之後，美國政府採取了許多有效的政策措施。市場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規範和恢復期。政府雖然面臨華爾街利益階層的堅決反對，但羅斯福堅決地推行新政，重構了美國證券市場的監管框架，上市企業的信息透明度、誠信度和投資者保護成爲了華爾街監管的主題。相繼出臺了《1933年證券法》、《1933年銀行法》、《1934年證券交易法》、《1935年銀行法》、《1935年公共事業控股法案》、《1938年馬洛尼法》、《1939年信託契約法》、《1940年投資公司法》、《1940年投資顧問法》，頒佈了這些防止違法和投機的法令之後，監管機構在執行上也是非常嚴格的，如果發現企業信息的虛假披露，輕則重罰，罰到企業“吐血、休克”，甚至傾家蕩產，重則坐監。就是這麼嚴格，才改變了美國資本市場的違法和投機風潮，也纔有了價值投資的思想啓蒙。價值投資家格雷厄姆在1929年美國股災時，資產損失了70%。但當市場得到整頓後，他敏銳地感覺到價值投資者的春天來了，1934年，格雷厄姆出版了《證券分析》，1942年出版了《聰明的投資者》。1933年，美國股市開始進入相對平穩的恢復期，直到1954年，股票的平均價格才恢復到1929年的高點。這之後幾十年來美國股市才呈現出穩步上升趨勢，產生了一批像巴菲特、鄧普頓、林奇等價值投資家。現在華爾街大多數的機構投資者都是格雷厄姆的門徒，價值投資成了美國證券市場的主流，並取得了一個雙贏的局面。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中國A股市場在現階段採用趨勢投資哲學勝算的把握更大一些。從2012-2013年我的實踐來看，效果還是很顯著的。趨勢投資被很多人說是投機行爲，給我在道德層面上曾帶來一些困擾，因爲曾經我也是巴特價值投資的崇拜與踐行者，但運用之後發現策略與市場不匹配。
在證券市場上獎優罰劣，支持優秀企業的發展應該是一個投資者想要做的。最後，我在格雷厄姆的《聰明的投資者》中找到了他對於投資與投機的解釋，讓我有了一些釋然。格雷厄姆是這麼說的:“由於在投資的定義方面，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因此權威人士都可以對其隨意地下一個定義。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否認投資和投機之間的區別是有用的或可靠的，我們認爲這種懷疑態度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壞處在於，它將導致許多人在股市投機的熱情和風險方面固有的傾向得以放大。我們建議用安全邊際這一概念爲標準來區分投資業務和投機業務。因此，總體上我們認爲，真正的投資必須有真正的安全邊際作爲保障；而真正的安全邊際可以過數據、有說服力的推論以及一些實際的經歷而得到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