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他的聲明不僅難解而且看上去與之前的說法有矛盾。當我向認識的其他基金經理提到這一點或在《福布斯》專欄寫到他缺乏清晰性時，他們告訴我這就是每個重要的美聯儲主席通常採用的表達方式。還有人說，這就是聖哲講話的方式。格林斯潘告訴那位知名的記者和政治作家伍德沃德，他希望藉此保持金界的平衡，讓大家無法徹底理解他的行動，他將此稱爲”建設性的模糊”。
如果說他的講話是模棱兩可的，作爲擔任了近20年的美聯儲主席，他的行爲卻並非如此。正是他的所作所爲，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儘管他在關鍵事情的決策是一致和可預測的，而且多次重複出現，但是很少有關注美聯儲的人能掌握他的模式。
格林斯潘不希望有任何政府機構的外部監管存在，不希望美聯儲執行其監管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很多應盡職責，或盡其義務爲消費者提供保護。他堅信任何企業，無論規模大小、行業和環境差別，都會爲了自身利益而約束自己的行爲。他的自我監管的思想主導了他擔任近20年美聯儲主席期間的主要活動。
格林斯潘是工具主義者，他與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和勞倫斯．薩默斯（一位強有力的政治色彩深厚的哈佛經濟學家，後擔任財長），積極推動克林頓政府取消《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該法案對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競爭做出限制，從而大幅降低了商業銀行承擔的風險。取消該法案的發起者來自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聯儲重新爲《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做了一系列的解釋，慢慢提高了銀行向其他領域擴展的能力。
大量影響到多數美國人福利和生活的決定，是美聯儲高層和財政政策制定者基於個人意識形態做出的，卻與選民的願望相去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