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潜在卖空对象判定标准中，最后一个元素就是缺乏资本约束机制。麦肯锡的一项调查0表明，企业本身都知道自己并不擅长资本约束。“企业高管”进行的调查发现，“本公司17%的已投资资金均属于应予以终止的收益不足项目，16%的投资从一开始就属于彻头彻尾的决策失误”。而更接近于一线的基层管理者（经营部门主管及一线经理）则认为，更多的项目最初就不应该取得批准（比例居然达到了21%）
上述调查还问及调查对象在企业投资各领域的预测准确度如何，比如完成项目所需要的时间、对销售额的影响以及成本等。调查结果反映在图24-7。近70%的管理者认为，他们对完成项目所需时间的预测过于乐观—“规划谬误”。就是最典型的例证。50%的被调查对象指出，他们在投资对销售额的影响上的预测过于乐观，而40%的人则对成本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乐观估计。
图24-7 在如下方而作出过于乐观预测的管理者所占比例（%）
该项调查还表明，近4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管理者在提交投资建议书的时候，存在刻意“隐瞒、限制或者干脆篡改信息”的现象!此外，被调查对象还着重提及派出反对意见的现象，超过50%参与调查的人指出，回避持反对意见的上司对通过投资建议尤为重要。
基于上述观点，迈克尔•库拍、休斯因•古伦以及迈克尔•希尔在2006年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对总资产增长率在预测股票收益率的能力进行了研究。当然，使用总资产增长率的优点在于它能全面反映投资与撤资的总体状况。
在他们选取的1968-2003年间美国市场数据中，库拍等人发现，相对于总资产增长率较高的公司，总资产增长率较低的公司的年均收益率居然不可思议地高出了20%，即使在剔除市场、规模和风格因素，低资产增长率公司的年均收益率仍然比高资产增长率公司高出了13个百分点。
来自欧洲市场的证据同样不乏说服力。我们发现，在1985-2007年期间，低资产增长率公司的年均收益率超过高资产增长率公司10%。但令人遗憾的是，资本约束机制似乎被很多公司及投资者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