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想批评的最后一个伪科学藏身之地就是业绩衡量指标。它当然也是对某个数字（最多也就是几个数字而已）迷信的另一个典型事例。阿尔法、贝塔以及追踪误差之类的荒谬辞藻，无非是为了棍淆视听，让这个领域更加乌烟瘴气。对积极型基金经理，使用追踪误差之类的指标，就如同在把一个拳击手推进拳台前告诉他，务必不要让对手拉开比分，而不是怎样去点得比赛。
约翰•米纳汉最新发表了一篇妙趣横生的论文，名为“投资信仰系统，这篇文章让我认识到业绩指标伪科学本质的另一个方面： 那时，我时这个行业还不算了解…一名基金经理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她的组合分析风格从价值型转变为成长型，为所谓的“风格原则”敲响了警钟。这位基金经理曾取得非同凡响的经营业绩，而那段时期恰逢成长型投资的业绩明显胜过价值型投资，由于成长股收益更高，因此，在表面上看，她似乎抛弃了价值投资理念。
但是时她的组合进行深入研究后却发现，这位基金经理在该期间的转手率非常低，今天被标榜为成长型的股票，在她买进时还被视为价值型股票。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她对很多股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收益上升，而股价上涨更多，于是，这些股票被冠之以成长股的头衍。对于我问到的每一只股票，她都能对投资动机作出解释，对于那些仍然持有的股票，她的理由依旧没有变。这让我不禁开始怀疑，我使用的风格是不是过于粗犷，以至于还无法准确定位她的分析风格，而且她的风格在此期间始终未变。
在与实施项目的更高级顾问讨论我的顾虑时，他否定了我的解释。在他看来，风格型分析师是“客观不变”的，而这位基金经理的解释则是“主观易变”的。他告诉我，随着经验的增多，我就会对那些成长型基金经理心生疑惑。
这位高级顾问显然是极度地盲从于伪科学。仅仅能量化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不可驳倒的东西。批判性思维永远是不可或缺的。米纳汉的分析更有可能是正确的。实际上，法玛和弗伦奇在2007年的研究中已经指出，大部分溢价来自于那些能有效穿越“风格边界”的股票。